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硝酸镧

【党史廉政小故事】董必武清正廉洁的故事

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ag视讯官网 浏览数:次 发布时间:2021-04-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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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,一生清正廉洁,为全党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楷模。他留下许多清正廉洁的故事,仅记几件。


廉洁自律,克己奉公


红军长征时,董必武年纪已经年近50,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老年人了,在红军中更是年纪大的长者,但他硬是坚持跟随部队走了过来。


1934年底,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,实际上都是年老体弱和妇女组成的队伍,有100多人,其中30多人为妇女干部(其中有蔡畅、贺子珍等人,还包括4名孕妇)。中央有关部门选择当过中央党校副校长、为人慈祥的董必武担任队长。由于董必武年纪大,留着胡子,被大家戏称为“胡子队长”。长征途中,年纪大、身体也不好的董必武严格要求自己,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行军,同时还要照顾妇女干部和伤病员,组织抬60副担架的120多人的担架队的行军和食宿,还要负责收容掉队的战士。每到一个宿营地,他要跑来跑去,安排好筹粮、做饭、睡觉、警戒。夜间他还要起来查铺、查哨。离开驻地时又要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,如果有忘记归还的,他要亲自归还,如有损坏群众物品的,他要亲自去赔偿。行军时,董必武总是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大家,往返跑了比别人多很多的路程。年近50的董必武还经常替抬担架的人换肩。一次,他在替抬担架的同志换肩时,由于太累了,脚没有站住,一下子摔在泥坑里,浑身沾满了泥。有个调皮的队员见状,给董必武送了个“泥人董”的外号,惹得大家一阵欢笑,董必武也高兴地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


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的由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组成的红军新“三人团”很关心董必武等老同志,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。但董必武用配给他的那匹马来驮伤病员,驮粮食,驮书,自己则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。中央和同行的同志一再劝说董必武骑马,但他依然坚持步行。行军中,为了照顾正在发烧生病的饲养员,董必武把马让给饲养员骑,自己边牵马边手拿木棍拨草探路前进。在一个斜坡外,下面是悬崖,马不肯走。他使劲一拉,马突然朝前一跑,他连人带马滚下坡去,幸好被坡下的小树挡住才躲过一险。


途中住宿,警卫人员考虑董必武年纪大了,总是安排他住相对好一点儿的房子,但董必武坚决不允许,每次都主动住在最破旧的房子里。为此他每次到驻地,都先要察看同志们的住处,一是看大家住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,二是看自己住的是不是比别人的好。如果发现比别人的好,他就毫不犹豫地搬到差的房子中去住。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,董必武是拄着棍子自己步行走过来的。


1935 年,董必武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。当时条件十分艰苦,党校校长和教务处主任等几个人在一个屋子办公。作为校长,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张桌子,可以自己睡一张床铺的,但董必武坚持和教务处长共用一个桌子、一条长板凳办公,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,和学员吃一样的伙食。他处处以身作则,给党校学员树立了好榜样。


全面抗战爆发后,中央调他去做统战工作。做这个工作,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上层人士打交道的。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上层人士衣服光鲜,脚穿皮鞋或者马靴,吃饭七八个菜,有酒有肉,出入有卫兵前呼后拥,气派得很。董必武却只身穿打着补丁的旧军装,穿着补了又补的旧布鞋和他们打交道。他不卑不亢,有一种沉稳、大气的风度。谈完事,董必武起身就走,从不吃国民党上层高官的请,而是回去和同志们一起吃窝窝头就咸菜。有工作人员提出,董必武和国民党高官打交道,虽然衣着不与他们一样光鲜,但也应该穿八路军的新衣裳,不应该穿打补丁的衣服,这样显得我们太寒酸。董必武坚定地说:“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比的是什么?是比谁革命,比谁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,比谁抗日坚决,比谁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,而不是比谁阔气。现在延安条件艰苦,要想到前方战士,想到被日寇占领的地方人民逃荒要饭,不能多花一分钱。”


后来,董必武调至中共南方局(八路军办事处)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、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。当年生活十分艰苦,八路军办事处每个人的伙食费一个月只有3元法币。重庆谈判时,毛泽东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,看到这里的同志们吃得非常差,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比延安还差。


由于生活费用少,重庆物价经常波动,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常生活往往难以为继。为了节约用度,保证中共南方局的正常运转,组织决定由董必武兼管后勤方面的工作。董必武身负很多重任,工作千头万绪,每天都忙得很,但他对于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管理和监督得非常严。他自己带头勤俭节约,决不多花一分钱。他对办伙食的同志提出了一个要求:既要想尽办法改善同志们的伙食,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。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机关伙食标准,实行包干调剂。经济方面的开支要认真记账,每个月算一次账,决不能透支。办伙食的同志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做了。每个月的开支账,董必武都要核查。有一个月,董必武在核查月底伙食费账目时,发现多支出了6角钱。董必武因为这件事十分自责,他说:“我们党的经费,每一分钱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,我们决不能浪费一分钱。”董必武提出自己要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,有同志劝道:“多开支6角钱,也不是你支出的,下次补回来就是了,就不要在大会上检查了。”董必武说:“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,责任在我,正人先正己。”他坚持在大会上检查。他不仅在大会上检查了,还亲笔给党中央写了检讨信。1985 年10 月,邓颖超重返重庆,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,和他们回忆起这件事,万分感慨地说:“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,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、几十万元、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!”


1941年底,中共中央为了改善在重庆红岩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,按照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,让中共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,给那些担负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。拟订这个生活津贴费名单时,周恩来和董必武二人主动要求不把自己列入其中,他们的开支标准和普通干部一样,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饭菜。


1957年,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组织安排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一个昔日王府里,住房多,院子大,冬季单独烧锅炉取暖,很舒服,家人高兴。按照中央警卫规定,中央警卫局安排一个排住在那里担负警卫任务。董必武上班乘车,汽车要走很远的路。但过了不长时间,董必武却要求搬到当时中南海较为窄旧的房子去住。董必武的考虑是:原来的房子离最高法院很远,每天上班不方便,还需要很多人来回跑送文件,自己上班乘车要耗费不少汽油。到中南海住得是窄一些,但到高院上班,近了一半路程,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,不用很多人来回跑送文件了,不用单独安排一个警卫排了,也不需要单独烧锅炉取暖了。他把这个想法和身边工作人员说后,身边工作人员深为董老的廉洁自律精神所感。他的子女也从中学到了他的好品格。


1964 年董必武到武汉视察,5 月8 日去麻城重访他过去教学的地方。当地有一个农场生产龟山茶,有一点儿名气。农场领导同志请董必武去看看,还请他为这个茶叶题名。董必武没有推辞,题写了“龟山茶”三个字。临走时,这个农场工作人员送他两斤龟山茶,董必武马上叫秘书照价付款8 元。农场领导说:“这是送给您的,不要钱!”董必武说:“我收下茶叶,是收下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,我必须照价付款,如果不收钱,我就不要茶了。”董必武走时坚决把钱留下。


董必武外出视察,总是坚持吃普通干部的伙食。1964 年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。吃午饭时,部队上了名菜名酒招待他。董必武走进餐厅一看,立即回到自己休息的房间,拒绝吃饭。他对秘书说:“中央对干部视察吃饭有明文规定,为什么上这么多的酒菜?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,今天的午饭我就不吃了。”秘书把董必武的意见告诉了海军基地的领导。他们去向董必武解释说:“那是不花钱的。我们有个潜水中队,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,战士们在进行潜水训练时带一个网袋下水,顺便带一点海味来改善生活。这不算是浪费。”董必武听后表示:“战士们自己捞的,自己改善生活我不反对,但作为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。战士自己改善生活与给领导干部摆宴席是两回事。如果都这样搞,会吃坏作风的。这样的宴席我不能吃。”海军基地领导把名酒和名菜撤走,只留下干部视察工作餐标准的饭菜,董必武才吃了这顿便饭。


1972 年冬,董必武患感冒住院。中央考虑南方气候对董必武治病好一点儿,就批准他去广州疗养治病。中办准备安排飞机送他去广州,但董必武却坚持坐火车去。别人担心他年纪大,坐火车时间太长,身体受不了,劝他坐飞机去。董必武给劝他的人算了一笔账:坐飞机去广州,到广州后飞机还要飞回来,要用很多油,花不少钱。坐火车就能省很多钱。我去治病,要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。他坚持坐火车去了广州,治病后,也是乘坐火车回来的。


任劳任怨,不谋私利


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,在党内资历是很老的,但他从来不摆“老资格”,不争地位、不争名誉。党组织让他干什么工作,他就干什么工作。他总以“配角”“跑龙套的”自居, 一生任劳任怨。他总是用“人民公仆”“老黄牛”自勉,并按照“人民公仆”和“老黄牛”的标准,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。董必武还曾把自己比作“一匹劣马”,对党给他的职务感到惭愧。他曾多次向组织提出请求,要求取消他的专车、专职秘书,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做,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够维持正常工作就行,要减到最少。


董必武不仅严于律己,而且严格要求亲友、子女、身边工作人员,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行为。董必武一生中,也从没有为自己的亲属、子女办一件私事。过去人们对于董必武严格要求自己子女和亲属的事很少了解。直到董必武逝世后,2016年7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《董必武家书》,人们才从书中收入的董必武68封书信中,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故事。


新中国成立后,董必武家乡的亲属得知董必武在中央当了“大官”,有的亲属就给他写信,想通过董必武的关系,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和待遇。董必武在回信中总是对他们讲:要踏踏实实工作、老老实实做人。1950年,董必武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献之来信,流露出想“进步”的意思。这年5月8日,董必武给他回信,要求他“好好学习革命的思想和作风,简单一句话就是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”。1952年6月21日,他再次给董献之写信时又要求他:“合作社是直接服务于人民的群众组织,这个工作不仅对你说来是新的,对我们全体说来也是新的。因此,你应当努力耐心学习,掌握政策,练习业务,都很要紧。”董献之听了董必武的话,在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。


董必武的堂弟董贤煦在大革命时期在董必武的影响下参加革命。大革命失败后到崇阳县农村务农为生,和董必武失去了联系。按理说,他也是早期参加过革命的人,可以得到一些照顾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开始搞建设,各方面需要一些人参加工作。1951年初,董贤煦给董必武写信,要求董必武把他安排到北京工作。这年2月13日,董必武给这位堂弟回信如下:


贤煦弟:


元月13日信早收到,谢谢你的惦念!


弟努力生产、帮助政府收粮,均获成绩,得到奖励很好。农村在土改后需要建设的工作很多,乡村人民代表会议要开好,要组织乡村人民政府,政府要领导和组织农业和农副业的生产,要蓄水积肥,要耘草除虫,要植树蓄林,要组织好合作社……革命的目的是求得人民的解放,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解放。假使我上面写的许多事情在农村办不好,革命果实农民就不完全享受得到。


你现在农村居住,能识字,要好好地帮助当地人民完成上级所号召的任务。弟努(力)生产,可争取做一个模范。不要抛弃工作已有根基的地方,目前来北京没有必要。我今年虽满六十五岁,还能为人民服务做些事。你努力生产,当地人民知道你、信服你,政府也信任你,到任何地方工作都一样。


专此


即问近好!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必武二月十三日

   

董贤煦听了董必武的话,安心在农村务农。1954年董贤煦家乡遭受水灾,他自己又生病了,想求董必武帮助,便于当年10月两次写信给董必武,要求通过董必武的关系得到一笔贷款。董必武生病,不能亲笔写回信,便于10月24日请秘书代笔写了回信,信中写道:


十月二日和十四日的信都收到了。你身体多病,要长期休养。


今年我们国家遭受水灾,政府拨了不少粮款物资救济,但受灾面积大、人口多,每一灾民得自政府的救济毕竟有限,主要是靠自己努力生产渡过灾荒。


人民银行的贷款主要是帮助生产,比如为农业生产缺乏种子、耕具等请求贷款,银行一定会考虑,这样的事用不着我介绍。至于贷款作别用,我介绍也不生效。


请你注意,国家是人民的国家。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,必须为人民服务,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,任何人没有特权。在你思想中,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楚。


为了救你之急,在我生活费里拨二十万元(第一套人民币,约合第二套人民币20元——笔者注)给你用。这点当然不能解决你当前的困难,但我又有什么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你呢?请还是在互助组内多想点办法吧!

   

董必武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。他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有远大理想,要有奋斗精神,无论是从文还是从武,都要有真本领。“立大志、树雄心,准备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。”1963年1月28日还专门写了首《字三子》诗,其中有这样几句:“蓄势如鹰隼,奋飞健翼张”,“武能御外侮,斯文亦在兹”,“如鹏飞有意,标指向天津”。同时董必武更要求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权,而是脚踏实地,向人民群众学习,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努力工作。他的大儿子读大学时,在校内报名申请长期下放,之后写信报告父母并征求意见。董必武立即回信欣然表示同意。他在信中说:“你希望我们提意见,我同意你报名愿意下放,也同意你自愿下放到的地方。如果再要问还有什么意见的话,那就是领导上决定下放你到什么地方去,你就愉快地踊跃地到什么地方去。”


1969 年春天,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。当时董必武已经年近84岁了,按照规定,他的小儿子可以留在北京安排工作以便照顾董老,但董必武却坚决要求小儿子下乡插队。董良翮听爸爸的话,主动报名下乡,到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。小儿子临行前,董必武专门和他谈话说:“你是革命的后代,要严格要求自己,生活上要艰苦朴素,和群众同甘共苦,决不能高人一等!”“你不能当特殊农民,要做一个普通农民。你要听老农的话,听队长的话。”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、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,还专门给他题词,嘱咐他:到农村去要努力生产,要作一个好农民。董良翮到河北晋县农村去插队,一干就是8年,很少回北京。董良翮所在生产大队的同志到北京出差,董必武为了了解董良翮的情况,还把他们请到家里来,专门问董良翮在农村的缺点,以便对他及时帮助。他还对这些公社、大队干部说:“你们要帮助良翮,他还年轻,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,你们经验丰富,当他的老师,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,参加农业劳动,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。”董必武在给董良翮的信中一再嘱咐他努力生产,向农民学习。董良翮按照父亲的教导去做,在农村表现非常出色,于1970年12月加入共产党,不久又担任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。董必武得知后,很高兴,但仍然写信告诫他要注意两点:一是不要“一得自矜”,二是不要“浅尝辄止”。董必武还想让董良翮的儿子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。他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:“父母在晋县,农忙事田亩。望尔速长大,协作左右手。吾意亦云然,世为农人好。孙良颇茁壮,天逸符大造。”1975 年初,董必武病重住院,董良翮回京照顾父亲,但董必武却说:“你是地方干部,农村工作忙,不能长期耽搁。我这里有人照顾,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。”董良翮只得与父亲挥泪辞别。董必武临终前对于如何安排董良翮的事,专门对夫人何连芝说:“良翮是晋县的人,不是北京的人了。他的事要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,我们不必多操心了。”


董必武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格。他在西柏坡工作时,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会议。当地老百姓织的布很好。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拿出几匹布送给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。董必武知道后,严厉地批评了他们,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,并告诫他们,今后外出工作,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,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,一律不能收。


1954 年,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。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 列弗,每个随员2000 列弗作为零用钱。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。董必武得知后严肃地说:“这些钱不能分给个人,要交给大使馆,为国家节省点外汇。我们这次出国已经花了国家很多钱。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,经济还很困难,群众生活还很苦。我们党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!现在我们执政了,更要廉洁奉公,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。”大家听后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。他还不止一次教导身边工作的同志,用“是否把革命的需要看成是个人的需要,是否全不考虑个人得失”当作一把尺子,来检验自己是否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。董必武常常勉励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,要抓紧学习,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读三至五 页书。同时,还对他们约法三章:一、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;二、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;三、不许接受礼物。


“性习于俭,俭以养廉”


爱好书法的董必武经常写这样8个字“性习于俭,俭以养廉”。这8个字是董必武的自励,也体现了他一生俭朴的习惯。


董必武参加长征时,自己亲自背着一个厚帆布做的马褡子。这里边除了装着他喜欢读的书,以及他换洗的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外,还装进一些他捡来的破布、棕片,还有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针线包,战斗间隙他用来补衣修鞋。他用这些东西做成特制的草鞋,省下部队发的草鞋给别人用。别人问起时,他说:“这些东西都有用,把棕片拿布带一绑,就可以穿着它继续行军了。”同志们称之为董老的“万宝囊”,他欣然接受。董必武把这个“万宝囊”带到延安,又带到北京。他也一直保持着捡旧东西装进“万宝囊”的习惯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个“万宝囊”仍保存在家中。直到董必武逝世后,他的家人才把这个边角泛黄、布满灰渍的“万宝囊”捐献给湖北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。


在延安时期,董必武为了工作方便,只花一元钱买了一块旧怀表。这块怀表走得不很准,但董必武却一直用着,说:“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。”


董必武喜欢作诗,但他作诗从来不用公家的纸,而是写在各种形状的废纸、旧信封、旧日历、过时的请柬上。他从1939年到1975年共写诗1300余首。这些诗都是他亲笔写在上述废弃的纸张上的。


董必武爱好书法,字也写得好。但除了个别时候给一些单位的正规题词外,他从来不用白纸、宣纸写书法,都是在旧报纸上写。大楷写了写中楷,中楷缝里插小楷,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。他所用的毛笔,笔头掉了也不扔,自己动手修理一下照样用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扔掉不能再用的旧笔时,董必武说:“一支笔,不值多少钱。可是,我们几亿人口的大国,每个人节约一点,加到一起就不是小数字了。大家都要爱惜社会财富呀。”


董必武用度十分节俭。牙膏直用到挤不出来了才扔,一个脸盆用了几十年。他常年穿布鞋,鞋底磨薄了,就加一层。毛巾破了洞,补一下继续用。毛巾先用来洗脸,旧了就用来擦手,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。董必武不仅自己节俭,还教育子女养成节俭的习惯。他的孩子们上学后,从小学到大学,家里除了给牙膏、毛巾等日用品以及来回乘公共汽车的车费外,从来不给其它零钱和零食、消耗品。他的儿子到外地读书,董必武只给学费、伙食费和其它一点儿必要的钱,但要求用钱必须记账。董必武给子女们讲这样的道理:养成记账的习惯,你将来要用钱的时候,就会从实际出发,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。


新中国成立后,董必武曾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。他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,代主席等职。虽然职务越来越高,但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习惯。他进城后,由于出国访问而做过一件长呢大衣,此外再没有做过其它大衣,只有这件大衣一直伴随董必武,直到他与世长辞。


原载:《世纪风采》2021年第2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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